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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能说这种总结有什么瑕疵甚至不对，只是想把话说得更直白一些：
首先是，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，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内部的历史，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兄弟政权之间的盟约。也就是说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，不存在“对外”。所以，要拿这个历史事件让今天的中国或者中国人来学习，学习当时北宋王朝的割地花钱换和平，已经不行不通了，在对待外侵的历史上，中国晚清政府虽然有过割地赔钱的屈辱经历，但那毕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今日之中国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中国，与之相去甚远，已经做不出也不需要做那种丧权辱国之事了。因此，拿澶渊之盟让现在的中国人来学，来学着搞好国际关系，本身就是一件搞错了对象的事情。
其次是，澶渊之盟换来的和平是中国内部的和平，对宋辽双方都是有好处的，这种好处当时在于双方百姓安居乐业，进一步加大了接触和交流，大家因此都“和谐”了。这句话说白了，就是在逐渐地了解和认知里，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——我们的历史应该是这样的——中华民族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，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，也是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漫长发展与融合的结果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澶渊之盟是有对此的历史贡献的，如果今天我们还能想起它，那应该是我们在历史上处理民族内部矛盾甚至争锋的一种办法，而不是别的。
最后一点很重要，重要的问题我们得讲三遍，而我们在这里已经讲了三遍。即：宋辽都是中国的，它们之间有任何矛盾甚至战争，都可以理解为“兄弟阋墙”。今天，我们研究契丹民族的最后去处，除了东北地区的一些民族之外，有一个结果是不容置疑的，那就是契丹民族有相当一部分融合了汉族。而这种中国式民族融合的经历又让“兄弟阋墙”回到了它的最早出处——《诗经·小雅·棠棣》：“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”——什么意思呢——就是兄弟之间在家里有可能争斗，但是每遇外侮总能鼎力相助。是比喻内部虽有分歧，但能团结起来对付外来的侵略。这就是中国和中国的历史。面对澶渊之盟，我们不能站在宋或者辽一方的角度上来说事，应该是宋辽双方的立场、一个中国的前提。没有这种客观的认知，就会让历史跑偏，也就失去了其在现实中还可以让人学习的意义和必要。
至于澶渊之盟的消极影响，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做了总结：
王安石和富弼认为澶渊之盟之后，宋朝真宗、仁宗、英宗三朝“忘战去兵”，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“武备皆废”，只剩下陕西军可用；马知节、曹玮、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，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，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，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。
同时，百余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直接导致宋、辽双方兵备松弛，后皆为女真建立的金国击败。辽国残余势力只得西迁，在西域建立西辽苟延残喘。宋朝也失去淮河以北大量土地，被迫向金国称臣。
什么意思呢？和平得太久了，宋辽双方都不会打仗了。对此，我想到的是前些年中国一个中学生写的几句诗：
山河广袤，英雄多无数。文武权衡犹大地，谁孰轻孰重？
文者治得民心，武者功保国土。最喜文武融和，江山可固千秋。
这，应该澶渊之盟给今日中国最大的启示，“兄弟阋墙”的历程结束，我们真的很有必要一起练练兵，共同“外御其侮”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