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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王方的记忆中，2019年2月酷狗就开始拖欠款项，但当时正值过年，且他所在的制作公司才刚刚加入圆梦计划不久，因此并未过多在意。但到了3月，事情在他眼中开始越发不对劲。
“正常情况下，将成品上传至网站、填好这段时间所有制作歌曲的表格，并将创作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邮寄到酷狗，他们收到后的15个工作日会结算给我们70%首付，我所知道的公司都还没收到剩余的30%。而且从3月开始，（酷狗）就不结算了。”王方表示。
而现在的情况是，不少音乐制作公司的作品连审核都没有通过，更谈不上后续的结算回款。
汇信指出，对此，酷狗在今年4月下发的一份内部通知中表示，由于客观因素制约，暂停音乐商城，并给出了音乐制作方两个选择：3000元/首歌转让词曲版权，或者10000元转让词曲版权加录音版权。
但这样的条款近乎引起公愤。音乐制作人李帆算了一笔账，按最低3万元制作费用的歌曲来作为标准。首先，酷狗会要求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，按3%比例交税，对于年收入超过300万元的，所得税需要再扣除25%。即歌曲还没开始做，就只剩下21600元。
“作词、作曲平均成本超过5000元，编曲混音平均成本要好几千，录音要花费1000至2000元，再算上和声、Demo、人工、房租水电，真正到手能有5000元就算不错了。”他说道，做这项业务只能靠走量。
“从音乐制作方的角度来说，选择酷狗，一是因为有过合作，比较信任，对网易云音乐或者抖音等了解不多。二是通过主播能让自己的歌曲得到更多的曝光。”制作人张鑫告诉蓝鲸TMT记者。
不少人质疑，酷狗方面以歌曲质量为由故意压价。“酷狗觉得我们是用三四千元的质量来完成的，没有达到三万元的标准。酷狗方面对成本的构成是想以制作人包括词曲作者的知名度来计算，如果是给冯提莫这样的大流量主播，他们给予的制作费会特别高，如果是没有名气的就想低价收买作品。”
在维权群中，多位人士向记者表示，尚未结算金额的歌曲数量超过3000首。若全部按最低3万元标准来计算，总金额也达到9000万元。该项数据不可考证，但冰冰表示，其公司旗下就有230万元费用尚未结清。
主播“夹缝”求生，
音乐众筹模式亟待监管
如今，主播的境地也显得十分尴尬。现在的局面变成了用户怪主播，主播怪制作公司。
“作为主播，也很委屈。”主播阿雅告诉记者，“实际情况就好像是在网购，买家付了钱，卖家也发了货，但货被电商平台扣住了，说你不能发给买家。”
虽然酷狗的圆梦计划看似华丽，但阿雅平日就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主播：在直播间表演、唱歌，或找人PK。而如今她所遇到的问题是，从3月至今，粉丝礼物打赏的提成及众筹的款项均已到账，可众筹的歌曲却一直没有通过审核。
“在直播间，我们会先确定好选几万的歌曲，他们才会开始打赏。我的粉丝当时花了好几千块钱，通过那个众筹帮我买的礼物。必须送一个指定的叫做梦想音符的礼物。”阿雅称。
据介绍，粉丝每打赏给主播一份梦想音符礼物，主播不仅会获得提成，还会获得价值1000星币的星愿基金，酷狗将根据星愿基金的总额，按50%比例提供歌曲制作费用。以最低3万元制作费用的歌曲为例，主播需要众筹到6万元总额，换算成平台的计算单位就是600万币。
令主播感到尴尬的是，粉丝为了主播的歌曲众筹自掏腰包，主播与平台分得提成，但用户消费的初衷没有得到解决。
知情 人士称，酷狗直播分成比例为5：4：1，即平台拿50%，主播拿40%，工会拿10%。但不排除部分工会抽取比例稍高，主播只能拿到35%左右。若按知情 人士的说法，根据酷狗官方要求的2倍打赏来计算，歌曲最低3万元的歌曲制作费，可以从用户6万元的众筹金额中抽出。即便再去掉部分隐性成本，对于酷狗来说，依然是一个近乎空手拿下音乐版权的做法。
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旻指出，首先从众筹的角度上来说，必须要在募资前告知消费者募资6万元的实际用途，财政必须透明，资金必须严格使用。如果以众筹名义募资盈利的，用户可以起诉要求退还。
“只能说这个产业链里面有很多不合规的地方，并不能定义为违法。因为众筹在我国的监管是一个比较真空的状态。”李旻同时指出，平台是否具备从事众筹业务的资质也需要考量。但从政策层面来看，目前众筹领域监管更多的是将精力放在股权众筹融资。
如今，付费数字音乐市场仍是一片蓝海。腾讯音乐2019年Q1发布的财报显示，平均每付费用户收入（ARPPU）由2017年Q4的8.7元下降到2018年Q4的8.6元；而在线音乐市场中，付费用户在月活跃用户中的占比仅为4%。
近两年，各在线音乐平台纷纷发力版权，试图从中攫取更大利润。从在线音乐领域频发的版权之争来看，这场音乐版权的野蛮较量，才刚刚开始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